随着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系、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绿色金融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当前，高碳排放产业的低碳转型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衔接也成为当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热议点。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业主管合伙人张立钧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机构在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理念的转变更为重要。金融机构可借助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等绿色金融生态圈相关主体，提升自身在战略设计、组织架构、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
张立钧认为，大湾区转型金融的发展当中，更大的价值在于通过打造碳交易市场，高质量对接外循环。“广州、深圳、香港三个碳交易市场应深度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打造全球领先的碳交易中心，在低碳转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机构绿色低碳管理及能力建设亟待提升
南方财经：如何理解助力社会低碳转型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张立钧：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环境社会问题、能源利用效率、资金使用效率等问题也引起了关注。
在“双碳”背景下，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未来中国的低碳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光伏、风能等相对成熟的新能源领域，传统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增长迅速。对于新技术应用领域，如储能、氢能、CCUS(碳捕捉)等领域，相关技术还处于前沿的阶段，项目的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大，需要引入私募创投机构等多元化的资本来参与及投入。
而在高碳排行业，转型金融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持续发展有一个概念，即不能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给另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重大的伤害。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转型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因此，在发展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及多层次资本市场赋能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金融行业、金融机构正好借此机会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南方财经：目前，在支持低碳转型方面，银行存在哪些问题？
张立钧：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的绿色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占比较大，主要以银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主。因此，当前阶段，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会，当前，银行在发展转型金融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成本的压力。一是人力成本，金融机构需要招聘技术人员和环境专家，以支持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二是沟通成本，金融机构需要与其他行业、政府、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沟通和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环境目标；三是技术成本，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开发在绿色金融业务过程中支撑业务发展需求的技术体系，包括评估项目环境影响、风险评估等；四是资金成本，对于资金需求大、期限长的绿色可持续项目，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也较高。
其次，金融机构在绿色低碳的管理及能力建设有待加强。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主要以不动产为增信手段。未来，银行更需要去了解绿色项目资产的价值。以重资产项目为例，绿色产业中的储能、发电等重资产项目，与现有的商业地产重资产项目的资产评估价值手段完全不同，而银行需要构建一套新的技术评估能力、数据获取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的体系。
另一方面，银行需要了解绿色转型项目的商业模式，面对“碳中和”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存量及增量金融资产的“碳中和”转型风险。
银行在发展绿色可持续金融领域存在的能力缺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成本压力限制，也受低碳金融生态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此外，金融机构还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导致金融机构在对自身低碳能力建设投资的过程中更加谨慎。
南方财经：金融机构能力提升建设过程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是什么？
张立钧：我们谈到很多的如架构、人才、模型，其实都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理念的转变最重要。只有理念一致了，行动才能不打折扣。
这个理念一定是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要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真正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保护地球，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整个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从监管到市场到机构，都要有理念的转变，认识到“双碳”不仅是一项任务，更关乎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往，商业主体的经营目的更多是为了盈利，并为股东服务。现在，国际上很多商业联盟已经提出，商业主体对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是只为股东服务，而应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因此，金融机构在考虑平衡商业盈利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其行为对其客户、员工以及社会的价值。同时，随着中国的碳交易市场逐渐成熟，这些价值是可以外生化、货币化的。
在执行层面，金融机构还需要加强对基层人员的理念灌输，通过培训、告知等方式，影响员工对发放授信、评估风险的理解，使全体员工能在理论和意识上面达成一致。
